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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南京寻访东坡足迹，半山园牵动着我的心。北宋元丰七年，曾经政见相左的两位人物——苏轼与王安石在此相会。如今这里是王安石故居，却坐落于部队营房之内，不对个人预约开放。
我问过几位当地人，都不知半山园在何处。其实它就在南京博物院北面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营房门前，门卫大概见多了我这样的寻访者，摆了摆手，婉言谢绝。
图片来自王安石故居。
来之前，我在b站上翻看过好多遍的视频资料：半山园的王安石故居，不过是几间朴素瓦房，一堵矮墙，墙边立着一块石碑。没有我想象中名臣故居的恢宏气象，甚至有些落寞。可就是这片寂静之地，曾接纳过两颗最伟大也最疲惫的心灵。
半山园原名“谢公墩”，是东晋谢安故居所在。此地距城东七里，距钟山亦七里，恰为半途，因以得名。当年本是低洼荒地，王安石筑宅后开渠培土，亲手栽种树木。他入城必乘舟循沟而西，出城往钟山则骑驴而行。
图片来自王安石故居。
我在清溪路一带徘徊多时，后来又到水西门区域，试图寻找传说中的下水门——那是苏轼当年乘舟入城的码头。这里早已不是北宋时的模样，可站在这片土地上，想象那位白发老人身着粗布衣裳，骑着小毛驴往来于山水之间，很难相信这便是数年前在朝堂上掀起轰轰烈烈变法的显赫人物。从权力的巅峰“退”下来，退到这荒僻的半途，退成布衣、退成乡野老人，这样的“退”，比“进”更需要勇气。
元丰七年的七月，蝉鸣声声，天气炎热。四十九岁的苏轼刚从“乌台诗案”的阴影中走出来，结束了四年的黄州谪居，奉命移任汝州团练副使。按当时水路行进路线，本来不经过金陵，他却特意绕道而来，目的只有一个：拜会这位曾经的政敌、如今的隐者，当面致谢当年乌台诗案命悬一线之时，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不顾立场隔阂，毅然上书仗义执言：“岂有盛世杀士乎！”这份情义苏轼铭记于心，从未敢忘。
苏轼黄州回来路线图。
此时的王安石早已不是当年权倾朝野的“拗相公”。他二次罢相后隐居钟山，在此度过人生最后十年。他布衣驴车，过着闲淡的生活，写下六百多首有关金陵的诗词。他的宅子“仅蔽风雨，不设垣墙”，称得上是一座不设防的宅院。
谁能想到，这两位在朝堂上针锋相对十数年的政敌，会在此刻握手言和？回想熙宁年间，苏轼曾多次公开反对新法，言辞颇为激烈。王安石对苏轼“见而深恶之”，两人一度势同水火。
可命运就是这样奇妙，当年那个屡次上书抨击自己的“反对派”，此刻正向着自己走来。
据说苏轼在拜会之前泊舟秦淮河上，心中尚有顾虑。他亲书《归去来兮辞》等数篇诗文寄给王安石，文末写道：“元丰七年七月十一日，舟行过金陵，亲录此数篇，呈丞相荆公，以发一笑而已，乞不示人。轼拜白。”
我试图还原那场会面。江畔渡口，一位白发老人拄杖而立，望着江面上渐行渐近的孤帆。身着便服的苏轼见到王安石，行晚辈拜谒之礼：“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。”王安石连忙扶起他，笑道：“礼岂为我辈设哉！”
世俗礼法、朝堂恩怨，又岂是“我辈”之人所拘泥？一个是因诗获罪、险些丧命的旧党才子，一个是变法失败、退居林下的新党前相。可在金陵江风里，他们只是两位历尽沧桑的老人，是两个从激流中“退”出来的人。
据考证，苏轼四月离开黄州，六月底抵达金陵，约八月十四日离开，在这段相对宽裕的时间里，二人同游钟山，诗酒唱和，谈禅论道。
后来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说：“时见荆公，甚喜，时诵诗说佛也。”南宋《舆地纪胜》亦载：王荆公“叹息谓人曰：不知更几百年，方有如此人物。”
他们谈论文学、佛学、历史，也避不开当年朝堂往事。谈及国事，苏轼直言：“今西方用兵，连年不解，东南数起大狱，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？”
王安石还建议苏轼重修《三国志》，苏轼婉拒，言一部好的史书须严谨周全，搜集近千年之事难免疏漏，恐遭后人非议。
一日，苏轼游蒋山后作诗，中有“峰多巧障日，江远欲浮天”之句。王安石事后读到这两句，抚案长叹：“老夫平生无此二句。”这是文坛前辈对后辈由衷的赞叹。
最动人的，是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买田为邻，从此相伴终老。苏轼心有所动，在《次荆公韵》中写道：“骑驴渺渺入荒陂，想见先生未病时。劝我试求三亩宅，从公已觉十年迟。”
这最后一句，是对光阴流逝的惋惜，更是对未能早一点理解对方的深深遗憾。
在另一首中他又写道：“细看造物初无物，春到江南花自开。”政坛纷争、人事浮沉，在永恒的造物面前又算得了什么？
分别之后，苏轼行至仪真，仍念念不忘买田之事。他在给王安石的《上王荆公书》中写道：“某始欲买田金陵，庶几得陪杖履，老于钟山之下……若幸而成，扁舟往来，见公不难也。”字里行间尽是拳拳之意。
只是，这个“扁舟往来”的约定终究没有实现。元丰七年，王安石将自己的小院捐赠建立寺庙，宋神宗赐额“报宁（禅寺）”，所以也叫半山寺。
元股证券:ygzq.hk两年后，元祐元年四月，王安石在金陵病逝，享年六十六岁。
此时苏轼已屡获升迁，在汴京任中书舍人。当他奉命起草《王安石赠太傅敕》时，写下：“瑰玮之文，足以藻饰万物；卓绝之行，足以风动四方。”这是老对手、老朋友对逝者最公允的评价。
可我反复品读这篇敕文却清晰发现，苏轼对王安石拜相期间倾力推行的新法与政见学说，着墨少得可怜，态度亦十分克制。
同年七月，苏轼奉敕祭祀西太一宫，见到王安石题壁诗，作两首和诗，其一云：“但有樽中若下，何须墓上征西。闻道乌衣巷口，而今烟草萋迷。”忆起前年金陵对饮、共赏秦淮月色，而今已是阴阳两隔，怎不令人怅然？
很多人以为，金陵一会之后苏轼便彻底释怀，真正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。可事实呢？苏轼回朝后，高太后主政，起用司马光废除新法。此时苏轼却挺身而出，认为新法“不可尽废”，部分条款确有可取之处。他甚至为此与司马光发生激烈争执。
这说明苏轼并不是旧党的应声虫：当年反对新法，是见其弊端；如今主张保留，是认其价值。他的立场一贯对事不对人。他与王安石文学上是高山流水的知音，政见上却始终各守其道。苏轼不因私交而废公义，也不因政见而绝私交。
这不是个人恩怨的延续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。二人皆重气节，皆心系江山社稷，只是治国路径不同。
清溪路旁杨柳吐绿，美人梅开得正盛。我不由得想起王安石晚年那首著名的《北山》诗：“北山输绿涨横陂，直堑回塘滟滟时。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得归迟。”命运让他们一同“退”到这片半途之地，或许正是为了成就这场超越党争的“千年一会”。
两位老人在这里也许下过棋，棋局有输赢，人心无胜负。如今，往事早已尘封，而那两个相对而坐的身影，依旧清晰如昨。
这身影，又何尝不是你，是我？我们都曾有过慷慨激昂的岁月，有过为理念争执、纠结的时光，历经风雨沧桑之后股票配资网站，我们未必能完全认同他人的选择，未必能放下所有坚持，但可以像苏王一般，学会尊重，懂得包容，和而不同，各守本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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